3月13日，新浪财经3·15投资者保护论坛举行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、资本市场知名专家刘纪鹏主旨演讲。
刘纪鹏：香港廉署连抓八人彰显监管力度，内地执法权有待加强
刘纪鹏表示，香港廉政公署近期对部分券商机构采取行动，至今已抓捕八人，展现了强有力的执法力度。香港的政府部门包括证监会的廉政部门拥有充分的执法权力，可以对企业进行搜查和抓捕。相比之下，虽然内地证监会也设有稽查局等机构，但在执法权限上存在差异。
“像这样的招数在我们大陆为什么就发生不了呢？”刘纪鹏提出疑问。他认为，关键在于执法权力的配置问题——是否能够将类似的搜查、抓捕权限真正赋予证券监管机构。
在他看来，香港廉署此次行动展示了“有权力、有手段”的监管模式，这对维护金融市场秩序、打击违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。内地金融监管改革或可从中借鉴，在提升执法效能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。
刘纪鹏：印度股市近年为什么这么牛？与其严格的退市制度密切相关
刘纪鹏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：退市不能太过轻松。“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，你想关门之前最怕的就是别人查你。先要查你一个遍，把你的价值重估。”
他以印度股市为例，指出印度股市近年来表现优异，与其严格的退市制度密切相关。上市公司退市前必须接受全面审查和价值重估，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，也能防止企业通过退市逃避责任。
刘纪鹏强调，退市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监管部门、司法机关、市场主体等多方共同努力，既要畅通退市渠道，提高市场效率，又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，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，才能真正实现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和健康发展。
刘纪鹏：4000点关口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筑牢中小投资者保护防线为市场注入信心
当前大盘在4000点附近徘徊，刘纪鹏认为，市场要跃上新台阶，除了资金，最缺的是信心。而信心的来源，正是对占市场绝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的切实保护。
从大股东减持到量化交易，从退市赔付到股份回购，刘纪鹏的发言始终围绕“公平”二字。他最后强调，在资本市场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当下，所有的措施都不能模糊，必须细化、深化到位，才能真正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，推动市场在4000点之上稳步前行。
刘纪鹏：部分基金公司给散户亏200亿元，却收取30亿元管理费，太不合理
刘纪鹏表示，公募基金，严格说我们过去也推广了20年了，但是直到去年，仍然是有部分基金公司，给散户赔200亿、300亿，然后他们的专业管理费拿走33个亿，这种事情太频繁了。
刘纪鹏：量化交易不能牺牲95%投资者的公平，换取5%机构的效率
刘纪鹏特别强调了量化交易带来的新挑战。他认为，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法律界定清晰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在“模糊状态下”的公平性博弈。
刘纪鹏指出，量化机构凭借“信息快”和“动手快”的优势，通过高频报单、撤单，制造“A型形态”的股价走势——几天内暴涨暴跌，让跟风的散户屡屡被“割韭菜”。
“量化追求快，机器可以放到交易所的机房里，散户有这个能力吗？机构有融券做空、期货做空，散户能做到吗？”刘纪鹏的质问掷地有声。
他透露，尽管监管部门已采取措施将量化机构的服务器迁出交易所机房，但“交易所旁边的房地产都在增值”，因为物理距离的微小优势依然存在。
“我们这个市场第一要件就是公平和正义。我们绝不能牺牲95%投资人的公平，去获取少数5%机构的效率。”他甚至提出大胆设想，是否可以借鉴印度市场经验，在交易制度上给予散户一定的“特别关照”，例如“给散户T+0，给机构T+1”，以此抑制机构利用制度优势过度收割。
刘纪鹏：建议给散户T+0，给机构T+1，以此抑制机构利用制度优势过度收割
刘纪鹏提出，既然我们强调要保护中小投资者，特别是广大的散户群体，那么是否可以在现有国情下，给予他们某种适度的特殊关照？当然，这并非不切实际的奢求。他以印度市场为例，指出印度可以实行机构T+3、散户T+0的差异化交易制度。如果我们也能为散户提供T+0、机构实行T+1的制度安排，目的就是为了抑制二级市场中利用速度优势频繁割散户韭菜的行为。
刘纪鹏：退市必须与赔付挂钩，不能让股民“自己吃自己”
“现在强制退市了，但能获得补偿的案例凤毛麟角。”刘纪鹏直言，赔付的关键在于抓住“作恶者”——首先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实控人，其次是协助造假的中介机构（会计师、律师、评估师等）。他形象地比喻，不能让上市公司赔付，那是“烙饼卷手指头，自己吃自己”。必须让一股独大的大股东、主要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。
刘纪鹏：大股东减持不是增量财富，而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
在谈到上市公司治理问题时，刘纪鹏指出，大股东减持已成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中一个亟待规范的现象。他以今年以来上市的21家公司为例，分析道：这些企业普遍呈现两个显著特征——一是发行盘子极小，二是股权结构依然保持“一股独大”的格局。
他进一步剖析了这种“一股独大”背后的复杂持股模式：例如，丈夫个人持股，妻子个人持股，夫妻共同成立的公司也持有股份；再加上当前科创板和创业板普遍存在的员工持股平台，这些核心个人通过双重平台依然持有大量股权。将这些关联股份累加计算，实际控制权往往高达70%以上。
刘纪鹏对此提出质疑：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，是否对市场公平构成伤害？他认为，问题在于，这些大股东最终都将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套现。而这一减持过程，并非通过增量财富创造让全体股东共同受益，而是典型的存量财富再分配——通俗地说，就是“我的钱，被你割走了”。
刘纪鹏：A股30年造五六千家上市公司，美国200年才六千，退市力度必须加大
刘纪鹏表示，A股30年造五六千家上市公司，美国200年才六千，退市力度必须加大。但是，确保退市制度的顺利推进，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前提，就是建立健全的投资者赔付制度。那么，赔付制度的资金来源从何而来？刘纪鹏提出两点建议：一是能否设立专门的赔付基金，专门用于补偿受损的中小投资者；二是必须紧紧锁定“作恶者”的责任，确保赔付真正落到实处。
刘纪鹏：财务造假罚款不应全部上缴财政部，而应留在证监会体系内，设立投资者赔付基金，用于补偿受损股民
在探讨退市制度中的投资者保护问题时，刘纪鹏提出一个核心命题：我们能否真正实现“取之于股市，用之于股民”？
他首先追问资金从何而来。刘纪鹏明确指出，赔付的责任绝不能由上市公司承担——如果用上市公司的钱去赔，无异于“烙饼卷手指头，自己吃自己”，最终受损的还是广大股民。他强调，必须牢牢锁定真正的“作恶者”：那些一股独大的大股东、主要经营者、财务总监等关键责任人，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与此同时，刘纪鹏也提出更深层次的反思：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大量财务造假公司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大股东在造假期间已减持套现数十亿元，最终将公司抛售或弃之不管。
为此，他提出一项具体建议：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企业开出的罚款，不应全部上缴财政部，而应留在证监会体系内，专门设立一个“投资者赔付基金”或“市场平衡基金”。这笔资金可以在必要时用于补偿受损股民，而不是等到企业退市、破产清算时，才发现“找不着钱、赔不了人”。
刘纪鹏指出，当前赔付机制的困境在于滞后性和无力感——等到造假公司被勒令退市、进入破产程序时，往往已经资不抵债，股民的索赔无从落实。如果能够建立起“主要作恶者追偿+行政罚款回拨”的双层资金保障机制，形成可以周转运作的赔付准备金，那么股民的赔偿就有了实实在在的着落，市场的信心也才能真正得以修复。
刘纪鹏：高频量化交易认定标准每秒300笔有待优化！每秒299笔就不是高频量化吗？照样可以堆单、撤单
刘纪鹏表示，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石在于公平，投资者能够接受公平博弈下的盈亏结果，但对市场中的不公平现象始终难以认同，这也是当前市场情绪的核心症结所在，量化交易领域的规则漏洞便是典型代表。
当前监管对高频量化交易设置了每秒300笔的认定门槛，但这一数值划分缺乏实质意义，即便交易频次降至299笔，量化机构依然可以通过频繁堆单、撤单的操作制造虚假市场信号，形成对普通投资者的交易误导。
这一现象也倒逼市场重新审视量化交易的本质，量化交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“速度优势”，这种优势体现在两个层面：一是信息获取速度，尽管市场信息本应面向所有投资者公平公开，但量化机构能凭借技术优势抢先捕捉信息并完成交易；二是交易执行速度，量化机构可将交易服务器直接托管在交易所机房，获得毫秒级的交易优势，而这一硬件条件是普通散户完全不具备的。
宁德时代曾毓群获分红81亿元，刘纪鹏点赞：公平公正+业绩优异情况下，大股东获巨额分红，散户心服口服
刘纪鹏指出，宁德时代实控人曾毓群此番斩获81亿元分红，创下中国证券市场新纪录，而市场对此并无反感情绪，核心原因在于此次分红建立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基础之上。企业凭借扎实的经营业绩实现盈利增长，同时提升分红比例回馈股东，即便实控人收获高额分红，市场也愿意接受。这一案例也印证了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，投资者对于正常的市场盈亏结果具备包容度，并不会产生无端的埋怨。